到了汉宣帝时期，琅邪人王吉担任谏大夫，他又上书说：“能治理好天下的君主几世才出，我们这些公卿官员万幸身逢其时，却没有建立利于万代的功策，并能帮助圣明君主创造三代那样的兴盛时代。我们平时所做的只不过是看看文书、判决官司、听取诉讼这些普通的琐碎小事罢了，这并不是成就天下太平盛世的根本所在。现在使用些庸俗官吏来统治百姓，因为没有世代通行的礼仪条文，他们就根据自己的想法去穿凿附会，只图一时安定。所以才导致狡诈虚伪的事件到处萌生，刑罚漫无边际，质朴的作风日益消失，人与人之间应有的恩爱之情逐渐淡薄。孔子说过‘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’，这确实不是一句空话。圣主希望和大臣们一起选拔儒生，继承旧时礼仪，昭彰君王之制，驾驭一代百姓，从而达到仁爱长久的境地，这样的礼俗又怎么说不如周成王、周康王时期呢？其久远怎么又会比不上殷高宗呢？”
汉宣帝没有采纳王吉的建议，他只好称病辞官回家。
到了汉成帝时期，犍为郡在河边挖掘到十六枚古代磐石，商议后认为这是善祥征兆。刘向就趁机劝说汉成帝：“应当建立辟雍，设立庠序，陈明礼乐，推崇雅颂之声，推行礼仪，借此来教化天下风俗。如果这样做却不能实现大治，这样的事情从来没出现过。有人说，礼不能兼备。礼以培养人作为根本，如果出现过错，那是用过错来培养人的结果。刑罚的过错，会导致出现死伤。现在的刑法，已经不是当年皋陶时代的法律了。有关部门在请示有关法律问题时，想删就删，想增就增，只是为了处理日常事务。对于增加礼乐一事，由于不敢作为，这实际上等于是敢杀人却不敢培养人的做法。只是因为俎豆和管弦这样的小事小物不具备，就拒绝有所作为。这是以小事物不具备作为借口而放弃大作为，再也没有比这更牵强的理由了。教化相比于刑法，刑法显得较轻，但人们往往舍弃重要的教化而以较轻的刑法作为急用。何况教化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根本，刑法是用来协助治理国家的。现在废弃掉用来治理国家的根本却唯独重视协助的急用，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建立太平盛世的原由。仅仅在京师长安就有很多忤逆不孝的子孙，其中遭受大辟之刑被杀的人先后不断，这是因为他们不通晓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的缘故。汉朝继承了千年后的衰落周朝，继承了暴秦的余敝，百姓逐渐受到恶俗浸淫，贪婪狡诈，不明义理，不是告诉他们教化，而是只想用刑罚驱使，民俗肯定得不到改观。所以才说：‘导之以礼乐，而民和睦。’当初时，叔孙通在想要制定礼仪时，受到齐、鲁士人的非议，但最终成为汉朝一代儒家宗师，功业垂承于后人，成为国家法典。”
汉成帝把刘向的建议交给公卿大臣们商议，但刘向随后病逝，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。在巡视长安城以南，确定好位置还没有开工，却碰到了汉成帝去世，群臣就有这件事情为汉成帝确定谥号。
到了王莽成为宰衡后，想要向百姓炫耀功绩，就建立起辟雍，随后得以篡位，招致海内反对。世祖汉光武帝刘秀受命中兴，拨乱反正，把京师迁移洛阳。他继位三十年，四夷宾服，百姓家中富足，政教清明，于是就建立起明堂、辟雍。汉显宗继位后，躬行其礼，在明堂祭祀光武帝，在辟雍尊奉三老、五更，威仪礼节盛大完美。但道德教化仍然没有广泛传播，礼乐还不完备，群臣没有称诵，这是因为庠序还没有设立的缘故。孔子说：“辟如为山，未成一匮，止，吾止也。”现在叔孙通所撰写的礼仪，和律令一起被收录，收藏在理官那儿，但法家却不再传播。汉朝的典籍没有人再记录，百姓也没有人提及。
在叔孙通去世之后，河间献王选取了一些采礼乐古事，稍微增加编辑，达到五百多篇。现在的学者都不说明，只是推荐《士礼》给天子，所说的道理又有很多谬误，所以君臣长**接之道逐渐模糊不显。
乐是圣人之所喜爱的，因为它可以促进民心向善，并能感人至深，移风易俗，所以先王特别注意其教化作用。
百姓有血、气、心、知的本，但没有哀、乐、喜、怒之常，大家都因感而动，然后心术才会形成。所以当细微憔悴的乐声响起时，百姓会思念忧伤；当和谐舒缓的乐声响起时，百姓会健康快乐；当粗犷猛烈的乐声响起时，百姓会坚强刚毅；当廉洁正直的乐声响起时，百姓会肃然起敬；当宽厚和顺的乐声响起时，百姓会仁慈爱人；当淫邪散乱的乐声响起时，百姓会淫乱不堪。
先王以乐声混乱为耻，所以就制作成雅颂之声，依照人的本性，考察音乐度数，制定为礼仪，调和阴阳之气，引导五常行为，使阳气外露而不离散，阴气隐藏而不聚集，这样才能刚气不怒，柔气不散，阴阳刚柔四者通畅汇合于一身，然后散发在身外，使其各安其位不发生冲撞，这足以感动人的善良之心，避免邪气侵入，这就是先王设立乐的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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