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3 “阮囊羞涩”
如果说，考大学拼的是学生自身的文化实力的话，那么，读大学就要拼家庭的经济实力了。
同当时全国各大专院校一样，我们在豫南师专读书期间实行的是国家全额供给制度。入学时，在当地己经办理了户粮迁移关系，将户口和粮食关系迁移至学校所在地（城市）的同时，本人的粮食关系也从当地（生产队、大队、公社）被逐级注销。
我们的生活标准是每个人每月33斤主食，6块钱副食。印制的餐票分为壹斤、叁两、贰两、壹两等四种票面。副食票面为贰角、壹角和伍分。
入学报到那天，看着发给到手里的这一沓餐票，我心里盘算着，一个月三十三斤主食，六块钱副食，那么一天的标准就是限量一斤一两主食二毛副食。这个生活标准虽然说不是很高，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的情况下，已经是相当不错了。
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，这样的伙食标准对于女生和饭量小的人基本可以维持正常生活。而对于男生尤其是饭量比较大的人，显然是不足的。不够吃怎么办？允许学生自费购买餐票。这就要依靠家庭的后援能力了。
每个月发的定量标准不够用，就得自己购买餐票。交一斤粮票二毛钱可买一斤餐票。那年头挣钱艰难，搞粮票也很不容易！除了国家职工和城镇非农业人口，农村人是没有粮票的。想搞到粮票，必须凭大队介绍信拿粮食到公社粮管所兑换少量的粮票。
我们那里是“统销队”（自产粮食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最低口粮标准，由地方统一调配，以低价返销给缺粮的农民）。统销粮中大部分是粗粮，即玉米、红薯干、高梁面等，细粮（米、面）比例很小，只占15%左右吧。为了给我弄到粮票，母亲和二哥尽吃粗粮，把统销粮中的细粮省下来兑换成粮票全都寄给了我。
我的三年大学生活，是全靠二哥那一副瘦弱的肩膀扛出来的。上学走后，二哥的负担加倍沉重起来。除了家里日常开销和母亲看病吃药，最大的负担是，每个月都得给我寄些零花钱。
在我们那个穷山沟里，基本没什么固定的经济来源。二哥的挣钱门路跟当地人们一样，靠山吃山，经过队里批准，上山砍少量的木材。一个是做木床。一张木床从上山准备木料，到加工制作，再到背下山来到县城市场卖出去，正常需要四天时间。如果木材质地好，做工精细，一张单人床可卖到10——15块钱。
另外一个挣钱途径就是砍建房用的檩条。檩条的价格分规格来定，一般4米长直径12公分以上，笔直不弯曲，没有疤痕的大檩条，能卖10块钱以上。二哥身单力薄只有搞10公分左右的小檩条，一根也就卖5——7块钱。从上山寻找木材到去县城市场出卖，也需要三天时间，这就意味着，每个月二哥就得在山上山下往返两趟。每次给我寄钱多少由卖多少钱而定。
学校大门口传达室的窗台，是全校师生信件的集散处。每天，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学子都要光顾这里，看看有没亲人的家书。要是普通信件，认识的同学都可以捎带给取回来，如果是挂号信，还必须通知本人带着印章领取。
那个年代大学校园里没有银行网点，家里给学生寄钱了，都得拿着汇款单到市区邮政局去取钱。二哥给我寄钱的时间并不固定，或月底，或月初。要是哪个月没有寄来钱的话，我就得节衣缩食，把自己的消费水平降到最低，甚至除了必要的吃饭之外，其他方面做到“零消费”！
家境贫寒如此，我很体谅二哥挣钱的不易，生活也十分的节俭。
先是从“嘴里”节省。平时吃饭，我尽量按照伙食补贴标准吃，而不是根据食欲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根据饭量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每天一斤一两的标准，我按照“4：4：3”的比例，早饭和午饭各四两，晚饭三两。一个馍三两餐票，一碗稀饭一两餐票，再买一角或者五分的便宜菜，这就是我最经常的一顿饭标准。晚饭的三两标准不太好掌握。一碗面条稀饭二两餐票，再吃一个馍，就是半斤；如果吃两碗面条吧，就是四两，就得侵占早饭或者午饭的一两指标。每天一两，一个月下来就是三斤，这可不是小数目！为了不突破指标，我调整了晚饭的吃法——要么只吃一碗面条稀饭，要么只买一个馍，这样维持着，不吃“探头粮”。
菜食品花样不多，早饭一般都是青菜、南瓜、豆芽、豆腐等几类，价格五分至一角；中午饭菜都有肉类，如洋葱肉片、肉沫冬瓜、青椒肉丝等，每份二角，这是我们那个时候最贵最好的“富家菜”。勿需讳言，我极少开这个“洋荤”，一个月品尝肉味不会超过两次！
当时的学校礼堂兼做餐厅。只有三个卖饭菜的小窗口，而且还是饭、菜分开，各卖各的。一个人吃饭要排两次长队。每当吃饭时候，数千人排成几道长龙。冬天，常常是碗里的饭都凉了，菜还没有买到手！为了尽快买到饭菜，同学们各出妙招——有人分工合作，一个人买菜，一个人买饭；或者是组合成一个个小“伙食单位”，三五个人买不同的菜，既加快了买饭速度，又增添了菜肴的多样性，皆大欢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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