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校长紧接着也给我敬酒：“你考上大学，对老师们的震动很大！我在班子会上说了几次，想请你到学校给全校师生做一场励志报告会，可总是凑不住机会：学校开学了你也上学走了，你放假了学校也放假了！”
王主任说：“要是小祝能分回来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到时候我组织个全公社教师会议，你现身说法，好好跟大家讲讲你的奋斗史！”
杨校长说：“对！对！一定得给全校师生作几场励志报告，身边的典型更有说服力！”
在一片“恭维”声中，我踌躇满志地表示：“倘能回来，我一定用尽所学，回报家乡，为家乡教育事业贡献力量！”
然而，事情并没有按照我们预想的计划发展。
暑假期间，一天晚饭后，我和母亲、二哥坐在院里乘凉。
母亲对我说：“娃儿！你那套被子盖两年多了，都不暖和了。今年开学再装一双新被子吧！”
我说：“妈！不用了。去年刚买的新毛毯，连铺带盖，一点儿都不冷。再说，今年年底就毕业了！”
二哥问我：“毕业了，也不知道会往哪儿分？听说下坪老吴家那娃儿分PDS了？”
我说：“到底往哪儿分眼下还不好说。不过，我是打算要求分回来的。”
母亲一听说分回来，马上就笑了：“回来好！回家里好啊！你一回来恁二哥就轻闲些啦！”
我笑了：“妈！我说的分回来，可不是回咱山上啊！就算我要求回来，上边也不一定会同意。我是要求分到咱公社中学，离家近些。不过还不知道能不能批准呢！”
二哥说：“人家都巴不得下山哩，你咋还应记着拐回来？”
母亲叹了口气，像是喃喃自语，又像是开导我：“唉！端人家碗，归人家管。分哪儿去哪儿吧，可甭跟人家使性子！”
二哥说：“家里没事儿，甭光应记家。这些年你没在家，俺娘俩不是也没饿死嘛！”
“你哪儿是光顾恁俩？我不是你供出来的？唉……这几年真得亏二哥啦……”说着，想起来二哥为了我吃苦受罪，鼻子一酸，泪已盈眶……
母亲说：“真个是啊！到啥时候，甭给恁二哥忘了！”
我连忙说：“放心吧妈！我忘了谁，也不会忘了俺二哥！”
母亲笑着说：“恁七叔说，大学生花花肠子多。娃儿啦！你可不敢当那没良心羔子啊！”
我和二哥都笑了起来。我反问母亲：“妈！恁儿子是这样的没良心羔子吗？”
秋期刚刚开学，围绕着我们这一批学生的实习问题，局领导们就颇伤脑筋。中学的校长们和公社教办室主任都想抢占先机，纷纷给局里“打招呯”，希望让我们到他们的学校实习。我们这一届的师范生总共才34个，可是“挂号”要人的数目就突破了一百！“粥少僧多”，给谁不给谁？很难做到均衡。一位老资格的教办室主任为此还同人事股长发生了小小的争执。
“也就是个实习，又不是正式分配，至于如此较真吗？”人事股长很不理解。
老主任的“如意算盘”打得很精：不是光个实习那么简单！这三十多个大学生可是个宝贵资源，分到一个公社，一学期就不用再找代课教师了，省下一大笔教育经费！最重要的是，通过一个学期的实习考验，为下一步分配选人打好基础……
中学和教办室争着抢着要人，“三线厂”也“盯”上了我们这批首届生，给县里打了招呼，希望在实习和分配上能予以考虑。按说“三线厂”属于军工系统，行政、人事、财政与地方互不相属，就连招工也是“内招”，很少对地方“开放”。但随着近些年改革开放，厂.、地之间的“壁垒”也逐渐被打破，一些厂里也陆续上了一些民用生产项目，呈现出“军民联合”的发展趋势。工厂招工开始向当地倾斜，每年几十上百的青年人得以招工进厂，成为了当地社会青年向往的就业渠道。因而，工厂和地方的联系也日益紧密起来。
据说局领导们为实习生的事儿也有分歧：一种意见是平均分到各公社的学校实习，一种意见是分到七所中学实习。但这两种意见都被主管局长否定了：不符合地区教育局“统一安排，集中管理”的要求。经过反复权衡，最后达成一致意见：地方学校一个不留，全部安排到两个大厂里的子弟学校实习。这样既符合上级精神，也是对这一批“宝贝疙瘩”的爱护。就这样，我们成为首批进厂实习的大学生。
这样一来，我回本公社中学实习的第一步计划就落空了！
我们县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县。全县十六个公社，只有一个公社处于平原地区，三个公社属于丘陵半山区，其余十二个公社都是山区、深山区。这样的地形地貌，虽不利于农业生产，但是在军事上却极具重要的战略价值。
在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鉴于国际形势的复杂严峻，我们国家出于“战备”的需要，开展了“大三线建设”，把一些“敏感地区”的一大批重要“国企”迁往内地。我们县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就成了“三线建设”的第二基地，有四、五个大型军工企业在这里“安家”。当时有种说法，南河县是个“保险箱”，大小三线往里装，形容的就是当时的盛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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