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旦以为自己仍然是年轻人，不到四十岁么，他不认为自己会和苏启亮们有什么代沟。
但是，他同意“现在的小孩”有不一样的地方，自己未必如自己以为的那般容易和他们推心置腹。
他想起一件往事，一个他一直记得的教训。
常驻埃及的时候，他的团队中有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小兄弟，聪明、能干、阳光。钱旦欣赏他，以为他们是互相信任的同事和朋友，不管是在工作中，还是私下里都乐意多聊几句。
有一天，那兄弟很突然地提出离职，说是要去美国继续读书。钱旦为少了一个得力干将而惋惜，但又觉得人各有志，衷心地祝福他一路顺利。
不料，那兄弟回深圳总部办理离职手续的时候说自己其实并不想离开公司，也没有去美国读书的计划，只是因为在非洲的工资、奖金低，主管乱画饼、瞎忽悠，他想换个地方，继续在公司奋斗。
总部的主管向钱旦反馈了情况，钱旦这才记起自己因为很欣赏他，曾经在一次宿舍火锅宴时对他说过“你进公司的起薪怎么这么低？我得想办法帮你加薪”之类的话，但恰逢“次贷危机”、“金融危机”发酵，带来了大环境的风险因素，公司采取更保守的财务策略，一段时间内冻结了给员工调薪，新员工的奖金也不高。
几句私下里的真心话，不但吊高了那兄弟的期望值，平添了他的失望，而且被人当作了虚伪。
钱旦反思自己一是犯了人事管理上过早承诺的忌讳，二是与人沟通，不能只在乎自己说了什么，而要多想一想对方听到的是什么？不要想当然地以为别人是“脑回路”和自己一样的朋友。
尤其是在更年轻的一代人面前，自己以为有双向的“交流”，其实只是一个人的“表达”。那位兄弟甚至宁愿撒个谎，也不愿意向他这个“领导”表达心中真实的怨言。
电视里的“好声音”已经唱完，阳台上的兔子停止了“折腾”，钱旦给苏启亮发了一条消息：“明晚有空吗？请你吃饭？”
等他洗完澡，收到苏启亮的回复，彬彬有礼：“旦哥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没看手机，明晚我请你吧！”
第二天，他们去了公司旁边一家新开不久的音乐餐厅。
餐厅的人气很旺，坐得拥挤，一张张年轻的脸，湘菜，歌手在不大的舞台上弹唱。
苏启亮去意已决。
虽然他有去海外潇洒常驻一回的愿望，有赚更多的钱，然后可以在家里讲话更“大声”的私心，但告别家人，飞向地球另一端毕竟是不一样的人生状态，本就有忐忑。
老婆意外流产，一家人心情“丧”。他第一时间从公司得到的不是理解和安慰，而是训斥和威胁。
虽然后来老邓和肖武在帮他，但人还没到位，已经和新部门闹僵，他怕调动过去之后，将来的日子不好过。肖总表态出面找对方领导协调，想办法终止调动？他怕自己变成了大家眼里的一个麻烦。
加上岳父的不满，朋友“内推”的公司给的薪酬包比现在“伟中”给的有涨幅，他和家里人一起做了决定。
年轻人最大的本钱就是年轻本身，因为年轻，有足够的未来可以去试错，可以去重头再来。
钱旦感慨万千。
他想到，一方面，我们的社会在从享用“劳动力红利”向享用“工程师红利”转变，越来越多的“工程师”、“程序员”是中国产业升级不可或缺的基础。另一方面，那一张张年轻的脸被当作了取之不竭的资源，当作了成本测算表上简单明了的“一个人多少钱”。
企业终究是追求利润的商业组织，特别是在“快鱼吃慢鱼”的通信、IT和互联网行业，一家公司、一条业务线、一方区域、一个项目的领头人紧盯客户、竞争和经营结果理所当然，对员工最好的回报亦是更好的薪酬回报，而非没有根基的、表面上的温情脉脉。
但是，体力化的脑力劳动终究还是脑力劳动，怎能忽视个体的差异，忽略每一张年轻的脸背后的喜怒哀乐，好奇心和创造力呢？情怀当不了饭吃，但抛却了人文关怀的团队的战斗力是可以长期持续的吗？
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，苏启亮说：“旦哥，这里可以点歌的，我点支歌。”
片刻之后，舞台上的歌手唱起了苏启亮最近常常单曲循环的一首歌：
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
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
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
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
用力活着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
不求任何人满意只要对得起自己
关于理想我从来没选择放弃
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
“莱茵电信”的“首席信息安全官”诺伊尔按双方商量的计划第二次拜访“伟中”总部。
苏启亮之后，与钱旦搭档的网络安全的技术专家叫姚悦，是个三十岁的女人，个子不矮，身材不胖不瘦，钱旦觉得她长相有几分韩国女人的味道。
迎接诺伊尔的那一天，钱旦被姚悦的手指所吸引，他瞄了几次，她右手的五个手指涂着平常的蓝色指甲油，与众不同在左手，她左手中指是红白色，其他四个手指在蓝色的底色上面画着的是？五面国旗？
钱旦问：“你这指甲油，中指是加拿大国旗，食指是英国国旗吧？还有三面是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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