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微微回到家后第一件事，就是把门关紧反锁，然后躲到床上，用被子盖住头，号啕大哭了一场。哭完之后，她又在床上躺了一小会儿，才缓缓坐了起来。
刚才发生的一切简直就像一场噩梦。明明在扔之前，她已经做过多次的检查，确认下面不会有人经过，可为什么还是会砸中人呢？真是太匪夷所思了。但事已至此，悲剧已经发生，哭也哭过了，后悔已经意义，接下来要想的是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结果。
她首先想到的是去警察局自首。她已经十二岁了，过完暑假就要上初中了，无论如何做错了事就应该要去承认错误。小时候的课本上曾经讲过一则小故事，美国总统华盛顿小时候砍了父亲的樱桃树，主动承认错误，体现了他诚实的优秀品质。《左转》里也说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如果她主动承认错误，大概率会得到大人们的原谅吧。唉，要是自己犯的也只是砍了一棵樱桃树这样的小错误就好了。
只是一想到要去警察局，她就感到害怕得浑身发抖。
从小到大，大人们吓唬孩子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如果不听话，就让警察叔叔来把你抓走。久而久之，对孩子们而言，警察两个字反倒成了一个可怕的存在。爱看电视剧的李微微就想象过被警察抓捕后的整个过程——在黑漆漆的审讯室里，一盏灯照在脸上，让她睁不开眼，然后是威严的警察对她充满恫吓的审讯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她如果不说真话，就会被上刑——就像那些抗日剧里，日本人对地下党进行逼供的那样，用竹板夹手指，用烧得通红的烙铁在身上烫出滋滋的声响，把头摁进冰冷的水桶里无法呼吸……嗯，这一类的电视剧她倒是没少看。最后就是被关进暗无天日的牢房里，凄凄惨惨，一辈子都生活在里面，失去了自由。
她下了床，打开卧室的门，来到客厅。说是客厅，其实是一家小店的堂食区。因为这个租来的两居室在一楼，当初爸爸妈妈把它租下来以后，一个卧室他们一家三口住，另一个卧室拿来堆放工具和食材，客厅则变成了一家早餐店，拿来做生意。每天早上，他们会在五点左右起床，开始和面、熬粥、剁馅、煮茶鸡蛋，为本小区的居民以及上班族提供早点。这些活儿差不多要一直做到上午十点才收工。休息到下午，他们又开始为晚上的宵夜生意做准备。通常五点半左右，一家人已经吃完了晚饭，六点准时出门，推着三轮车在小区外面的十字路口卖炒饭炒粉，直到凌晨一点，回家再睡个三四个小时，再次起床干活，周而复始，非常辛苦。而爸爸去世之后，这份辛苦加倍到了妈妈身上。
当然，无论是在居民区底楼开早餐店，还是在小区外面摆摊弄宵夜，都是不符合城管规定的，但为了生计，她们不得不跟打起了游击，好几次还被逮住处罚过，但好歹也算是生存下来了。
现在妈妈不在家。说来奇怪，最近上午关店之后，妈妈经常独自一人出去，她问过几次，但妈妈什么也没说。屋里摆着的五张小桌子空荡荡的，在从窗户里射进来的光线照耀下，显得一派宁静的样子。一想母亲辛苦的样子，李微微就感到难过极了。如果自己被抓去坐牢，妈妈肯定会伤心死的。
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。一年前，她还在读小学五年级，那天下着大雨，数学课堂里潮湿而压抑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雨的缘故，那天的她老是走神，注意力无法集中，就连老师叫到她的名字起立答题，她也完全不知道怎么个解法。她心烦意乱，总觉得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会发生似的。
她的预感终于灵验了。班主任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教室门口，跟数学老师耳语了几句之后，招手让她出去。她犹豫地走到门口。班主任告诉她，她家人出事了，让她立刻去医院一趟。
随后，她坐着老师的车来到市立医院，在医院走廊，看见了已经崩溃的妈妈。妈妈一见她出现，立即冲上前将她一把抱住，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。她哭着告诉她，爸爸骑着电瓶车去买菜，结果路上突降大雨，赶着回来的路上，就在小区门口，一辆失控打滑的小轿车生生撞上了他，送到医院来没多久就死了。随后，她在妈妈的牵引下来到了停尸间，看到了已经成为尸体的爸爸。他就直挺挺地躺在那里，双目紧闭，看上去十分安详。曾经有很多人开玩笑说她像父亲，尤其是那张瓜子脸，要不是她皮肤白，简直就像是和父亲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。而死去的父亲皮肤终于白了，白得跟她一样了。
事后，交通部门认定肇事司机全责，法院判其赔偿102万并负担全部诉讼费用。然而，这个王八蛋声称自己没钱，在给了十万块医疗费后，就再也不给钱了，无论法院怎么催促都没用，成了名副其实的老赖。拿着这用命换来的十万块，母女俩把父亲的尸体运回了老家，办了一场丧事，就地安葬后，又回到了这座城市。
关于这点，李微微听说当时很多人都劝妈妈不要再出来干活了，就在乡下待着过一辈子算了，他们说，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太辛苦，而且肯定支撑不下来。但妈妈拒绝了，义无反顾要出来。有一次，她悄悄问过妈妈这是为什么。妈妈只是对她说，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即便是一个女孩子，也可以获得成功，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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