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不得觉得熟悉，林逸这才想起来很早以前看《花样年华》的时候貌似在电影片尾看到过这个名字，貌似是“文学顾问”。
不过刘以鬯之所以在香港大名鼎鼎被誉为“文坛教父”，除了他德高望重，资历比金庸，倪匡，蔡澜这些牛人还要高之外，在艺术成就上，他更当之无愧的香港第一人，作品获奖无数，《酒徒》开创了中国意识流小说先河，而他本人又被“汇丰作家”和“严肃作家”。
“汇丰作家”，是说他作品多，一生写了大概有六七千万字。说他是严肃作家，是他出的书不多，许多文字被他当“垃圾”淘汰掉了。写了一生，只出版两个长篇《酒徒》和《陶瓷》，4个中短篇集子和3部评论集、翻译作品。为什么这样，盖因他的创作态度太严肃了，《对倒》本是长篇，后删成中篇出版，《珍品》本是中篇，结果删成短篇收入集子。最具代表性的是《鸟与半岛》，原作60多万字，出书时删去50万字，仅留1/6。
难怪有人曾评论他，在香港这方流金淌银的土地上，刘以鬯坚守一方净土，“一辈子耕耘他那一亩纯文学的地”。
姚雪垠写这封信给刘以鬯，主要是因为在香港出版这套《李自成》，刘以鬯帮了很大的忙，尤其作为香港首屈一指的文坛巨匠，刘以鬯的帮助使得姚雪垠的作品能够在香港开花结果，得到推荐和重视。
每个作家都爱自己的作品，犹如父母爱自己的儿女。姚雪垠也一样，自己的“儿女”在香港受到刘以鬯的热情“招待”，自己当然要回信致谢了。
至于信中提及的“徐速官司”，则是香港和内地文坛的一件“笔墨官司”。
此事源于香港教授作家徐速成名作《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》，涉嫌抄袭姚雪垠的代表作《春暖花开的时候》。
徐速的《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》，1958年着，香港高原出版社出版，初版本，品相好的现在旧书售价300元；1959年台湾东方出版社版本，旧书售价120元；1983年台北水牛出版社版本，旧书售价80元；1985年中国友谊出版社版本，旧书售价50元。
这部长篇小说是徐速的成名作，描写3位女性在乱世中同恋一青年，他优柔寡断而不知如何选择，最后仍是孤身一人。作者把3位女性当作真善恙的化身，歌颂了崇高无邪的爱情。
姚雪垠着《春暖花开的时候》，民国三十五年，现代出版社出版，一二三册，品相好售价高达1800元；1973年香港高原版本，（属于“鲁璧文学丛书”系列）售价则是150元。
这部书讲述的是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前后，在河南境内大别山下的一座小县城里，一群热血青年办起了救亡工作讲习班。
可以说两本书的主要内容大相径庭，但在某些角色方面却很类似，以至于在徐速生前，一直都不肯承认“抄袭”；而在徐速去世后，姚雪垠面对记者，明确回答：用太阳、月亮、星星比喻三种女性性格，明显受了《春暖花开的时候》的启发。但从徐速作品的整个内容看，并非抄袭。姚雪垠公允的表态，终使这件公案落下帷幕。
……
纵观这封信不足两百来字，却极具收藏价值，首先，收信人不凡，乃是“香港文坛教父”刘以鬯，再加上“姚雪垠”这位历史小说“大神”，强强联合，价值就更高了。何况，依照这封信，可以查出这两位文坛巨匠深厚的友谊，具有很强的历史研究价值。
其次，在信中有提及“徐速笔墨官司”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就更具有历史意义了。对于喜欢研究这些文人掌故的史学家来说，单单信上这几个字，就可以看出姚雪垠对这场“官司”的态度，宁可埋头写书，也不愿意多花功夫在官司上，从而展现出一位文坛老前辈高尚的品格和积极创作的态度。
最后，就是那枚印章了，林逸查看网上所知，有很多姚雪垠的信札都是只有签名，没有印章的。
印章作为一位文人的私人印藏，一直都被赋予很重要的意义。只有在很特殊的时候，比如挥笔作画，挥笔写诗，亦或者与好友知音游戏时，才会完美地印盖上去。一般的书信来说，很少会有主动盖印章的，除非写信人和收信人有很特殊的关系。
姚雪垠和刘以鬯就是如此。
在1979年之前，两人估计未曾谋面过，只是彼此知道对方的作品，欣赏彼此的文采，神交已久。这才使得刘以鬯竭力推荐姚雪垠《李自成》在香港出版。
反过来，姚雪垠要是给一般的熟人朋友写信，断不会加盖上这种私人印章，因为大家彼此都熟悉，没必要搞的那么隆重和正式。但写给刘以鬯就不同，加盖这枚私人印章，可以很好地说明姚雪垠尊重对方的态度。
这就是文人交往的细节。
细节决定态度，态度决定命运。
而姚雪垠与刘以鬯的命运之交，也从这封信开始。
只不过让林逸疑惑的是，这封信怎么会夹在《李自成》这套书中，又怎么会流落到深圳的旧书摊？
转而又释然了，深圳和香港本来就很近，至于这套书和信可能有很多缘故出现在这里，被窃，丢失，无意中丢弃等等。总之，现在到了自己手里，这就是缘分！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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